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在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本节讨论这一问题的三个方面。第一，我国十几亿人在40年间摆脱了贫困，大大缩小了全世界70亿人之间的不平等。第二，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虽然收入差距在拉大，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在快速上升，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那么高。第三，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盾。

收入差距

中国的崛起极大地降低了全球不平等。按照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定义（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9美元），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亿下降为2015年的7亿，减少了12亿（图5-4）。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同期的世界总人口还增加了约30亿。但如果不算中国，全球同期贫困人口只减少了不到3亿人。而在1981年至2008年的近30年间，中国以外的世界贫困人口数基本没有变化。可以说，全球的减贫成绩主要来自中国。（32）

图5-4 世界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此处极端贫困人口的定义为每人每日收入少于1.9美元。

中国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全球收入分布的格局。1990年，全球共有53亿人，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约四成生活在我国，而最富的20%里几乎没有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欧美人。到了2016年，全球人口将近74亿，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只有约15%是中国人，而最富的另一半人中约22%是中国人。我国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约为19%，因此在全球穷人中中国人占比偏低，在中高收入组别中中国人占比偏高。（33）按国别分，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中我国所占的比重也最大。

我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而扩大。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这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数值越高说明收入差距越大。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3，2017年上升到了0.47。（34）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2019年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48%，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占全部收入的4%。

虽然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因为经济整体在飞速增长，所以几乎所有人的绝对收入都在快速增加。经济增长的果实并非集中流向少数人。1988年至2018年，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都增长了7—10倍，无论是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还是高收入人群。当然，入城看城镇居民的话，虽然收入最高的20%其实际收入也增长了7—10倍。

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

经济增长在过程中催生着新的各种机会的不断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贫富差距在代际间的固化。如果收入高的人多是上一代人，那只代表他们自己的努力成果，并不能限制后辈努力向上。这种机制——让大多数"70后"觉得：主要靠自己的学力，承袭父辈的财富相对不太重要，对大多数"70后"来说，生活主要靠自己打拼。

但8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代人不一样了。他们不仅要靠自己的劳动，还需要继承父辈的存量财产来立足。自住房改革和房价飞涨以来，房产财富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虽然代际的财产（不等于劳动收入）转移难以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被完全量化统计，但相当数量的年轻人买房确实靠了父母帮忙。既不产权否定的天花板"学历房"，也得产权否的父辈子嗣——"学区房"的存在让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学区房"，不仅仅只是通过教育传承。仅因这些遗传效应，父母一代不算特别出挑的财富，也可能在下一代中有所积累，因为"持钱"往往变得可以用1毛钱资金，人均收入有面百万几千万而已经可超出。传承不变受地域科制约，100万在外地的下一代还是100万，100万平方米的孩子的确有时候也还是100万平方米。

平均来看，这还不是一个容易到子嗣名字的问题。因为有财产意味着在有些重要的存量财产的基础上有更大的消费空间。按照人民银行的调查数据：2019年的高收入20%的家庭的总资产达到89.4%，金额大约在20万及以上。城市中的比率更高。2019年，产有者前20%是近82万城镇居民资产的96.5%。而最底部的20%只有2%。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资产更重要的是消费权，父辈积累的财产对子女收入影响的作用更大。

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会总会找法定法规内的渠道——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收入差距所带来的负面感受会被经济增长的正面感受所冲淡。跑得慢的人，但在看着前面更快的人的过程中，能会对自己的将来有好的预期，因而也在不停地跑。但经济增速放缓之后，情况也在逐渐变化——隧道效应（tunnel effect），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的影射关系。

上文提到，1988年以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工资总收入水平都在快速上涨。但大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穷人（收入最低的60%）的实际收入是没有增长的，其中的40%入达到40年前的未成人口的收入水平都不到了35%。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只有1970年的72.5倍。因此社会越来越无法容忍差距。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导火索和催化剂，富裕差距高企才是根本原因。

另一个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因素是人们"给自己归类"的倾向。改革开放初期，绝大多数中国人生活水平差别很小，或是在农村的集体生产队下，或是在城镇的单位上班。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条件差不多的人更容易互相认同，心理上认为大家在"同一条船上"，对发展不平等的容忍度也就比较高。但如果贫富差距中参杂了人种、肤色、种姓等因素，那人们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些因素无法靠努力改变，所以穷人就更容易愤怒和绝望。最近这些年，美国种族冲突加剧，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黑人的贫困。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不及白人的六成，且这种差距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一个出身贫困（父母家庭收入属于最低的20%）的白人，"逆袭"成为富人（同代家庭收入是最高的20%）的概率是10.6%，而继续贫困下去的概率是29%。但对一个出身贫困的黑人来说，"逆袭"只有区区2.5%，但继续贫困的概率高达37%。（41）

家庭观念也会影响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在家庭观念强的地方，如果子女发展得好，有出息，自己的生活就算有了保障，对贫富差距容忍度也会比较高，毕竟下一代还能赶上。而影响子女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增长的大环境。我国的"70后"和"80后"中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超过了父辈。若父母属于收入最低的40%人群，子女收入超过父母的概率接近九成；即便父母属于收入居中的40%人群，子女超越的概率也有七成。这种情况像美国的"战后婴儿潮"——美国的"40后"和"50后"收入超过父母的概率最接近我国的"70后"和"80后"。但到了美国的"80后"，这概率就低多了：如果父辈是穷人（收入最低的40%），子超越的概率不到六成；若父辈是中产（收入居中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仅四成。（42）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中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宣称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呈现出"倒U形"模式。这条在20世纪50年代出声名大噪的曲线，其实不过是一些欧美国家在"二战"前后那段特殊时期中的特例。一旦把时间拉长，样本扩大，数据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倒U形"，而是贫富差距不断起起伏伏的"波浪形"。（43）造成这些起起落落的因素很多，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44）